这本书我写得很慢，也写得很犹豫。写下“父亲”这个词对我来说并不容易，它意味着死亡，也意味着无法重来的爱。我不善于说出口，但书写让我找到了方式。在写作的过程中，我几度搁笔，不知道为什么要写下去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意义。
在小说里，我用了极大的篇幅叙述父亲的葬礼。回想起来，真正将我从“父亲死了”这个巨大的震惊和悲痛中稍微拉回现实的，就是这场随父亲的死紧接而来的葬礼。那几天发生的一切，使我在某些瞬间跟自己说，我要记下这一切。
这场葬礼，是我第一次亲身参与并凝视那片土地。在乡村，丧葬等延续了几代人的仪式性文化，正在迅速退场。就连父亲葬礼上的乡亲们也说：“这可能是我们村最后一场这么隆重的丧事了。”我清楚地意识到，我看到的是一整套文化的“最终演出”。
我小时候在村庄里也看过婚丧嫁娶，但那时只是旁观者，对这些仪式的最大感受大概就是：又可以吃好吃的了。
父亲用尽全力为我与乡村世界之间筑起一道墙。他总说：“女孩子不好好读书就得回农村，在农村就没出路。”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她的女儿过上一种他想过却没有过上的生活。
我的童年并不苦，也不算“真实”地属于农村。我没有干过农活，不会插秧，不会挑担，也没穿过解放鞋。我总穿着一双白网鞋——那是“城里人”的标配。白网鞋穿脏了要用白粉笔涂一遍，这个动作本身就像是一种伪装。父亲母亲用尽全力为我撑起一把巨伞，遮挡住生活的风雨。巨伞外的世界有多苦，我也不是完全没看见，只是，那层糖衣让我常常误以为，生活的底色也是甜的。
父亲的葬礼让我第一次以一个“在场者”的身份重返那片故乡。我以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女儿的身份走入乡村生活深处。面对一个又一个喊我乳名“蝴蝶”的乡亲，我第一次感到，作为一个几十年在城市生活的女儿，我既不属于这里，又被深深牵连于此。
父亲自己建造的三层小洋楼位于村庄的中心位置，楼旁有一棵几人合抱的大榕树，给整个宅子投下浓重的阴影。棺材就放在客厅里，那口棺材是父亲自己十年前就准备好的，木板来自深山，大漆出自漆树。他为自己、奶奶、母亲共做了三口棺材，安放在地窖中，与自家酿的酒为伴。那是他对死亡最冷静而彻底的准备。
奶奶坐在堂屋门口哭，身边聚着一群与她身形相似、面貌相近的老太太，她们一起哭，用一种夸张而古老的腔调，一边哭一边喊，像在唱一首无人能懂的挽歌。她们都长成了奶奶的样子，我一时分不清谁是谁，这种相似让人发毛，也让人动容。一位姨妈在葬礼当天赶来，她是“专业哭丧”的能手，她的哭声凄切、连绵，甚至带有某种旋律。她一哭，全屋的人再次放声痛哭。在这些充满细节的仪式里，我第一次明白，哭也是一种文化，一种共享情绪的公共表达。这种表达方式，是城市里早已稀薄甚至丢失的。
母亲几乎失语，灵魂仿佛不在场。我和弟弟小喜对村里的葬礼流程完全陌生，重担自然落在另一个弟弟，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小勇身上。他三十多岁，和父亲一样会酿酒。他给先生打电话，询问下葬的日子。所谓“先生”，是指乡村里的祭师，婚丧嫁娶、搬家动土、远行回乡，凡重大事务，皆由他择日而行。那位先生是父亲生前好友，很快就骑着摩托赶来。
我记住了他的名字：王世富。母亲让我叫他“表爷”。他穿着一件过大的灰色西装，掌心长满老茧，却用一种极其温和的方式与我握手。他走进堂屋，在父亲棺前坐定，抽烟，用烟当作香插进装了米的官升。然后翻出一本发黄的笔记本，画下我看不懂的符号，抬头说：“只能选两个日子：明天，或者21天后。”就这一句话，他迅速接管了现场，成了仪式的编导者，命运的翻译员。
有人问我，这部小说是虚构吗？我无法简单回答。我的确重新建构了部分情节和人物，但那种被丧事拉回乡村的“沉重感”、那种发现村庄里老太太们全长得像奶奶的“幻觉感”——这些都是真的。我没有把它写成纪实文学，是因为现实本身已经如此逼近寓言。
宁不远
《写父亲》不是一本关于“过去”的书，我希望它是一本正在消失的现实的编年史。我记录下的不仅是父亲之死，还是某种社会秩序的谢幕仪式。这些“旧世界”的日常细节——插香、择日、哭丧、酿酒、捧灵——正在从公共生活中悄然撤离，没人能说清它们何时彻底消失。
父亲生前从未穿过锦缎，他死后却被穿上五层寿衣，像个被精心打扮的小孩。他终于放松了，仿佛说：现在不用担心给别人添麻烦了。他一生克制、朴素、沉默如石，如今却隆重地告别世界。这种反差深深刺痛了我，也让我重新审视“体面”和“死亡”之间的关联。他生前从不为自己铺张，但乡亲们却用最传统的礼数把他送走。这也是一种回应，是村庄最后的温柔。
《写父亲》的写作是一次不断下沉的过程。我一边记忆，一边反刍，一边写，一边理解父亲、理解母亲、理解那个他们曾用力想让我逃离的乡村。写作使我从“做女儿”转换为“做见证人”，使私人经验获得一种可共享的意义。不是所有的事都可以等到将来再回忆，也不是所有的乡村都能留到下次再探访。现实的流速如此之快，写作是我对抗遗忘、留住逝去的一种微小努力。
小说出版后，有读者留言说：“我读完终于敢想起我自己的父亲。”这句话让我久久沉默。我知道，这不是一本关于死亡的小说，而是关于联结与重建的小说。死亡不能终止亲情，写作也不能替代哀悼，但它们能为人类情感提供一个暂时的栖息地。它们让我们得以再次回望——不仅是父亲，也是我们自身。
在小说里，我写下一句话：“他（父亲）正带着我们的心灵的全部重量，进入到世界的最深处。”父亲并未离开，他只是走入了我们再也无法直视的地方。而写作，是我通往那个地方的一盏微光。